当前位置:主页 > 香港六合波路情况 > 正文

张士魁 《金瓶梅》宗教文字思辩录

2022-04-24   来源:本站原创    点击量:

  涉笔《金瓶梅词话》(下书《金瓶梅》)的宗教文字,虽不算丰富,却是针锋相对、壁垒分明的。

  近几年,较有影响的专著,先如张远芬先生《金瓶梅新证》(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),在论及此问题时,就信心百倍地书写道:“综观全书,却是偏重

  并进一步强调说:“所有这些都说明了《金瓶梅》的作者,是一个熟悉佛教经籍并崇尚佛教思想的人。”

  远芬先生“偏重佛教”的观点,早为吴晗先生专题分析过,几十年来,常为学人引用或阐释,只是张说为贾,证明贾三近就是兰陵笑笑生。因与本文无关,

  不复赘述。周钧韬同志的新作《金瓶梅〉探谜与艺术赏析》(吉林文史出版社)在《二论吴晗先生金瓶梅〉研究的失误》一章中,则说:

  真是令人感受到了问题激化的尖锐程度。面对“偏重佛教”与“扬道抑佛”的水火难融般形势的严峻,自然须避免在孰是孰非间作轻率的选择,否则将陷入

  更何况,《金瓶梅》所反映的十六世纪中叶的中国宗教状况,远非于释道间作褒贬便可以弄清的。

  不过,从持续这许久却未有休止的论争中,我们才认识到了只有就《金瓶梅》论《金瓶梅》的必要。

  非如此,难以形成思考与辨识的前提与氛围。更无法理解小说的主题等一系列问题。是有思辩之举,并就教于方家及师友。

  《金瓶梅》的故事情节,虽处处提及“大宋”,却是实写“朱明”王朝。既然早成公论,就有必要考察一下自洪武登基(1368)南京、至崇祯吊死煤山

  尤其要明白无误地理清世宗嘉靖、神宗万历在朝(含穆宗六年)近百年间,对宗教情感的变化,在宗教政策上的改动,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、还有作用。

  《万历野获编》的作者曾经权威性的记录过“我太祖(洪武)崇奉释(佛,下同)教”的文字。

  这位沈德符还叙述说: “至永乐(成祖)而帝师哈立麻,西天佛子之号而极,历朝因之(崇佛)不替(更改)”。

  这,便是明朝伊始半个多世纪的宗教形势。至成化(宪宗)间,虽然曾“宠方士”,但“佛教亦盛”。人们不会忘记正德(武宗)时,帝“极喜佛教”,发

  不错,沈氏也曾如实介绍过“世宗(嘉靖)留心斋醮,置竺乾氏(佛)不谈”的情况。

  但曾任过神宗皇帝日讲官的于慎行,却以耳闻与目睹,整理并发表出权威独具的不刊之论:“……(释道)两家道术,原不相上下。其徒宗而守之,入主出

  奴,至于为敌,皆非其本也。要之,道家兴废不常,入人(世)亦不甚深,终不能与佛角尔”。

  “二氏(释道)之教与圣教(自谓其儒为圣教)殊,然其大归一也。世之学者能以不二之心精研其旨,内亦可以治世,岂遂与圣教远哉?乃其实不然。

  标玄同之趣以文贵生之诀(指道),而生未必养也;皈寂灭之宗以鬯(畅)无生之法(指佛),而生未必忘也。或世名已歇,托淡泊以依栖(指道);或荣

  故有示辟谷之迹不能绝念于刀锥;修坎离之基而未必息心于绂冕。二氏之徒,斥而不兴矣。何以称(相等)吾道哉?此谓心术之敝也。”

  “甚哉,道术之日分也!江左(东晋)以来,于吾儒之外,(佛道)自为异端;南宋以来,于吾儒之内分两岐(或视佛道为异端,或否之);降是而后,则

  上引文字,皆在《谷山笔尘·释道》之中。《明史》纂者,于《礼志》中,亦有反映,不复赘录。

  不论是谁,都不能不看到,至有明万历,佛、道、儒的确呈现出“大归一”的趋势,如《明史·礼志四》所曾载:天下曾“祀孔子于释、老宫”中。

  这种“三教”同“祀”于“一宫”的现象,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现象,对于理解《金瓶梅》宗教情节,意不寻常。

  于“大归一”的历史漩涡中,由于统治者的唯利是图与唯我独尊,对宗教为我所用,朝秦而暮楚,教门在瞬间即有荣辱毁誉之别。加之神职人员常自轻自

  宗教身价由是而大跌,名声亦扫地。但能细观,则《金瓶梅》何处不曾表白与流露?

  在万历统治中原时,“三教归一”的“同祀”现象虽为政令所“禁”,但其在身价不断的大跌、名声一天天地扫地过程中,几近“同此凉热”,“同生共

  是而“三教”于此时成“合流”之势,已成定局。不能不看到,自视“圣教”的明儒于慎行,既发现了“道……终不能与佛角尔”的现实,亦警惕到有人“引

  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却是把握人生之笔,蘸民间风采,绘此世情风俗画面的,且让我们一幅一幅地来欣赏与品评。

  确实的,《金瓶梅》在描述道家“玉皇庙”时,曾经颂赞“果然好座庙宇,天宫般盖造”。它那“金钉朱户”,“碧瓦雕檐”,大殿悬“敕额金书”,长廊

  再看泰岱极顶的“碧霞宫”,仅“娘娘”的“金像”就“头绾九龙飞凤髻,身穿金缕绛绡衣。蓝田玉带曳长裾,白玉圭璋擎彩袖”(八十四回),更觉得气

  作为说部作者、世情小说大师,并不停留于颂词赞语、津津乐道那些好庙金像,兰陵笑笑生在《金瓶梅》第八十四回,笔如利剑,字如锐刺,忿忿然写出

  “这庙祝道士,也不是个守本分的,乃是前边岱岳庙里金住持的大徒弟,姓石,双名伯才,极是个贪财好色之辈,趋时揽事之徒”。

  又道“这道士石伯才,专一藏奸蓄诈,替他赚诱妇女,到方丈任意奸淫,取他喜欢。”

  连周钧韬同志也觉得,确乎与“仪表非常”的黄真人,“襟怀洒落”的吴道官,“威仪淳淳,道貌堂堂”的吴神仙等的“气宇轩昂”不可同日而语。必需强

  调,这已与钧韬先生所论“《金瓶梅》中描写的道人与僧尼形象,亦包含扬道抑佛的倾向”不尽相符了。

  一,在八十四同回中,忧读者误解其意愿,笑笑生特意指出:“看官听说,但凡人家好儿好女,切记休要送与寺观中出家、作僧作道,女孩儿做女冠、姑

  子,都瞎称男盗女娼,十个九个都着了道”,抨击释与道,何尝厚此薄彼?简直是尽在遭贬之列,贬到了鼻尖上,骨子里;

  二,为免“说教”之嫌,笑笑生又依附形象:“有诗为证,琳宫梵刹事因何?道即天尊释即佛。广栽花草虚清意,待客迎宾假做作;美衣丽服装徒弟,浪酒

  闲茶戏女娥。可惜人家娇养子,送与师父作老婆”。哪有一丝“扬道抑佛”的色彩,明明是道佛尽为针砭,砭得魂灵震颤,入地无门!石伯才者,“实百采”的

  化身,“是不才”的灵魂。如此既拥“面兽”,又夺“人妇”的假教徙,倘不得裁,则百姓何以能安?

  三,须知,还有九十三回里“年老赤鼻,身材魁伟,声音洪亮,一部髭髯,能谈善饮,只专迎宾送客”的晏公庙的任道士,以及他“年约三十余岁,常在娼

  请问,晏公庙这师徒俩,与“气宇轩昂”,哪有一丝关系?更不必提人不人、鬼不鬼的新道士陈宗美(陈经济)。

  笑笑生是用“三日卖不得一担真,一日卖了三担假”来评介此人的。陈宗美的作为与形象,与“气宇轩昂”更是水火不融、南辕北辙。何以这许多文字,钧

  就是勾勒钧韬先生所谓大道士的形象时,也未必都是“气宇轩昂”的。就说吴道官罢,在《金瓶梅》第六十五回,笑笑生让其为瓶儿“颁真容”,先是在形

  你看他“身穿大红五彩云霞二十四鹤鹤氅,头戴九阳玉环雷巾,脚登丹舄,手执牙笏”,开口就念:“兔走鸟飞西复东,百年光景似风灯。时人不悟无生

  理,到此方知色是空”,“气宇轩昂”何去哉?站在人面前的不过是个不伦不类的怪物。 君可悟,笑笑生是大手笔?嘴角敛去一丝笑意,然后才煞有介事地

  恰是这“寓庄于谐”、却出人意料的以“道”论“道”,才可见兰陵笑笑生的良苦用心。

  尤其是其中“九阳雷巾”的设计,岂止于用心的良苦?更带有深层的意义于巾上。

  人未必知,道巾共九种:混元、九梁、纯阳、太极、荷叶、靠山、方山、唐(一名名祖)和一字。并不曾见什么“九阳玉环雷巾”。

  而“全真教”的道巾中,则包含有唐、冲和(老者戴)、逍遥(少者戴)、纶(冷时戴)、浩然(雪时戴)、八三教(受中极戒时戴),还有九九阳巾。

  世情大家善笔熔裁之处,于此焉:《金瓶梅》所谓“九阳玉雷巾”者,乃全真教所谓“九九阳市”之嬗变者。但据闵小艮《清规元妙》(转引自上海辞书

  出版社《宗教词典》)称:“九九阳巾”为“纱缎所制”,乃“杂入九流非真修之士所戴。”

  一巾之微,知之可见《金瓶梅》作者绝无“扬道”之感情色彩在。此巾之设,焉能以常巾视之?至于“玉笏”,据《正字通》可知:“明制,笏四品以

  此则非“牙”非“木”,非“官”非“教”,不稂不莠,不是出尽道的丑象又是什么?色彩斑烂文字的下面,原是“未息心于拔冕”的鬼面。

  于慎行之所言果然!笑笑生就是要人读之“笑笑”然后能“生”此意的,即使“生”不出,也莫歪曲原意,歪曲到“崇道”并且“扬道”的高度。地下有

  如果没有“纵酒撒泼”、且“荤素齐行”的“胡僧”(三十九回)和“一夜搂几个汉子”的“姑子”(五十一回),便没有了“妙药”与“仙丹”,又岂能

  结构的奇特,自然令“因果报应”论者不能自圆其说,虚造的佛塔貌似伟岸实则变形。

  西门庆罪大恶极、十恶难赦,但西门大姐何辜,竟遭陈经济拳撞、脚踢、拐子打,甚至“一条索子悬梁自缢”(九十二回)?

  玳安儿何以言德?昔遭第一夫人斥责为“两头弑番、献勤欺主的奴才”(四十五回),终被吴月娘“改名西门安,承受家业,人称西门小员外”(一百

  如果视此为“因果报应”,岂不是与佛门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”的准则有天渊之别,变形变得令人发指!

  笑笑生的厌佛情绪,较之恶道,的确是更甚。且不说“班首轻狂,念佛号不知颠倒;维摩昏乱,诵经言岂顾高低。

  烧香行者,推倒花瓶;秉烛头陀,错拿香盒。宣盟表白,大宋国称作大唐;忏罪阇黎,武大郎念为大父。

  长老心忙,打鼓错拿徒弟手;沙弥心荡,磬锤打破老僧头。从前苦行一时休,万个金刚降不住”的嘲讽与挖苦,只须看“看官听说,世上有德行的高僧,坐

  古人有云:一个字便是‘僧’,二个字便是‘和尚’,三个字便是‘鬼乐官’,四个字便是‘色中饿鬼’。

  苏东坡又云:不秃不毒,不毒不秃;转毒转秃,转秃转毒”的论议与抨击,则可知《金瓶梅》八回这节“专说这为僧戒行”文字的分量与意旨。

  在三十九回里“一只歌儿道得好:尼姑生来头皮光,拖子和尚夜夜忙。三个光头好象师父、师兄并师弟,只是饶钹缘何在里床?”

  忧人不解,又借助潘金莲的嘴直面第一夫人的尊贵客人王姑子:“我听得说,你住的观音寺就是玄明观。常言道:男僧寺对着女僧寺,没事也有事。”

  俏潘娘之俏,岂止俏在“脚”上?她还俏在“嘴”上。无怪都称她“嘴头似淮洪也一般”(十一回)了。那真是句句唇枪舌箭,字字入木三分。

  但能细心,人们还会发现兰陵笑笑生是这样描述永福寺的长老的:“那和尚,光溜溜一双贼眼,单睃趁施主娇娘;这秃厮美甘甘满口甜言,专说诱丧家少

  妇。淫情动处,草庵中去觅尼姑;色胆发时,方丈内来寻行者。仰观神女思同寝,每见常娥要讲欢”(八十九回)。 实为《金瓶梅》作者“厌佛”情绪的流

  不过,绝不能从其“厌佛”情绪,反证出作者是“崇道”的人。他们之间,虽则关系复杂又微妙,但作者的“宗教观”却是另一回事。

  这部小说宗教文字的重要价值还在于表现出,与明名儒于慎行所言“三教”“大归一”,而且是“释、道”皆“归”于“儒”完全不同的观念来。

  且看,《金瓶梅》中的“儒”,何来一丝“圣”意?不只辱没了门风,确乎堕落成了“三教九流”。 昔日的尊贵与清高,都一去而不复返了。

  《金瓶梅》里的蔡状元蕴,却是因为安忱“被言官论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,系党人之孙,不可以魁多士”后,被“擢为第一”的。

  看来,“蔡状元”确乎够“菜”,其“蕴”不过“绣花枕头”,其实乃草包一个。 加之投蔡京门下做“假子”,人格亦低劣之极。

  观其清河之行,于西门私宅,边听(苏州戏子演唱的《香囊记》和《玉环记》)、边饮(既有“佳酿”,还备“香茗”)、边受贿(金缎一端、领绢二

  二次再来,还享用了董娇儿(以上见三十六、四十九回),真是出尽了“状元”相,玷污了“圣教”门。“儒风”何在?

  倒是明太祖洪武皇帝复取“举荐”之法,将所举秀才数十人,任以知府等官。从此,便称秀才为府、州、县的“生员”。小说作者于此是有所反映的。

  且听第五十八回温秀才的自报家门:“学生贱名必古,字日新,号葵轩”,“学生不才,府学备数,初学《易经》”,“学生匪才薄德”,如此等等。

  更耐人寻味的是,一个在“必古”与“日新”矛盾中,常常“葵”(与揆同,度量之意——笔者)他人“轩”(小室——笔者)的小人,与至圣先师“述而

  不作,信而好古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及“思无邪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岂不相悖成谬?

  莫听其“府学备教”的自诩,弗相信“初学《易经》”的标榜,只须听画童儿“他叫小的,要灌醉小的,要干小营生”(——笔者),以及“他常时问

  家中各娘房里的事”(是何居心——笔者)的检举与揭发,便可见“儒风”于温秀才者流,丧失殆尽。

  就连大、小“营生”皆干不已的西门庆都慨叹:“画虎画龙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把他当人看,谁知人皮包狗骨”(以上均见第七十六回)。

  面对儒的衰颓与每况愈下,似于慎行大儒欲挽狂澜于既倒,崇儒为“教”,且冠以“圣”之名,也不过为之注针强心剂,暂缓余生而已,世情名作《金瓶

  梅》,借水秀才之口,痛心疾首却又淋漓尽致地宣读了为“儒”的“薄奠”中的“短词”——《头巾赋》:

  忆我初戴头巾,青青子襟;承汝枉顾,昂昂气忻。……宗师案临,胆怯心惊;上司迎接,东走西奔。……埋头有年。说不尽艰难凄楚;出身何日,空历过冷

  赚尽英雄,一生不得文章力;未沾恩命,数载犹怀霄汉心。嗟呼哀哉!……斯文名器,想是通神。从兹长别,方感洪恩。

  视之为对“圣教”日薄西山的慨叹,当无争议。虽言“长别”,却缺少改弦易辙的决心与勇气。

  展现在《金瓶梅》人物画卷中的释(如王姑子、薛姑子)、道(若石伯才、吴道官)、儒(似蔡状元、温秀才)诸形象,尽管其性别分男女、籍贯在四方、

  资历有深浅、背景各不同,但反思他(她)们的言行及作为,确乎如明儒于氏慎行所观察,有着“大归一”的趋势;更若笑笑生所表现之“三教”尽“归”于

  小说作者所表达的“厌佛”、“恶道”和“刺儒”的宗教意识,即使名闻文坛的“三言”,也望尘莫及。

  因为兰陵公的诽宗教的立场的坚定,气魄的宏大,尤其是无可置疑的全方位,毫无厚此薄彼的感情倾向,稍稍细心读读这部作品,也不会得出“扬道抑

  应该悟得到《金瓶梅》的“三教合流”,“流于情色”的思路,既清楚,又突出。百回文字,于开端,笑笑生就写道: “……单说情色二字,乃一体一

  用。故色绚于目,情感于心,情色相生,心目相视。亘古及今,仁人君子,弗合忘之。”

  这明明是兰陵笑笑生对中国十六世纪中叶“三教合流”、“流”得失却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光彩及威慑力,“留”下了浑沦的纲常、变形的伦理、多元的信仰

  以及持久不变的情色的涵概与表白,只是“仁者见仁”,“智者见智”而已,岂能以“世俗”者的偏见歪曲《金瓶梅》作者的用意?

  在“说部”天地,或作叙事,常有“欲抑先扬”之举。如前分析,兰陵先生对道、对佛、对儒,皆以此笔法。

  于其渲染道场盛事、高僧募捐、状元作客时,真是大气磅礴,无以复加;于其揭露方丈丑闻、胡僧酗酒、酸儒奉迎时,自然以毒攻毒,予人口实。

  《金瓶梅》中的宗教文字,正是由念兹在兹,到释此在此,冲决将信相疑的困惑,越过如解倒悬的惊讶,终于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笑声,笑封建社会结构的砉

  “笑笑生”者,是读过小说后,才令人“生”出这番道理的意思,我辈自不应辜负作者的良苦用心。

  曾经有人指责这部作品是“表面上顺从儒家道德又暗底里同情堕入爱河的情人和追求‘个人自由’的人;信仰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,但又公开轻视和尚和尼

  又说,“只能算是态度,而不是一个和谐的世界观组成的因素”。于是,严厉批评:笑笑生“也跟说书人一样,好象不能用自己的思想解决这些矛盾。他的

  思想太平庸,因为他一再求助于流行的偏见”(美·夏志清《金瓶梅新论》,徐朔方编校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《金瓶梅西方论文选》)。

  不客气讲,这只能是“常常相互矛盾的道德与宗教上的假定”(同上),是某种主观意念的自我臆断。

  不错,笑笑生于《金瓶梅》中,的确写了大量的“因果报应”的佛教故事。难道,“描写”与“反映”,只能是“信仰”在驱使,而不会是其它?

  设若笑笑生服从了这种“假定”,自然,他的《金瓶梅》便犯了“两面倒”的错误。于是又有了问题。

  既然“两面倒”态度为明代白话小说“常见”,则指责笑笑生“思想太平庸”有“偏见”,岂不恰恰反衬出“假定”者的“偏见”更甚!须知,“偏见”以

  不过,“两面倒”在这部小说中的表现,绝非“矛盾”,而是“和谐”的。说部作者的常用技法、欲擒故纵,反映在情节中,往往便是欲抑先扬。

  小说情节的此起彼伏,就是在作者欲擒故纵的技法中举其纲而张其目,就是在作者欲抑先扬的描述中肖其象而传其神的。

  若依某种形式逻辑中两难推理来假定,则具有法国贵族保皇党政治思想的巴尔扎克,无论如何也创作不出反映贵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落的《贝姨》和《邦

  而《贝姨》和《邦斯舅舅》却是《人间喜剧》中“和谐”的“组成因素”。文学就是文学。

  人们也没有丝毫忽视,以“三教”皆“归一体”,同“流情色”所标志着的、“纲常”伦理和“道德”观念的“理极数穷”,为《金瓶梅》的问世获得了契机。

  同时,人们还敏锐地察觉,由于商品经济因交通发展而空前活跃,中国十六世纪中叶的经济体制和思想阵营都发生并呈现出微妙、但颇重要的松动迹象,为

  连远离“京都”的偏僻小邑——即小说中的“山东”的“清河”,也不例外。花子虚家,李瓶儿的“家私”中就有“一百颗西洋大珠”(第十回);

  连青楼粉头的梳妆台上,不都摆着“一面水银镜”(十二回)吗?更不用说“清河首富”西门庆所用的“银法郎桃儿钟”(二十一回),“茉莉花香皂”

  如此种种舶来品的入我腹地,进我民宅,起码使得享用者流开始窥到外部世界的精彩与神奇。

  是而,连运河畔、黄土地的子孙们,也引起对“纲常”的反思,对“礼教”的怀疑,对“伦理”的深味,对“道德”的审视,还有对“信仰”的鉴别与选

  如前曾引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所指出“表面上顺从儒家道德,又暗底里同情堕入爱河的情人和追求‘个人自由’的人”。

  那种“追求‘个人自由’的人”的“自我意识”从萌生、发展、到几近膨胀,怕是除兰陵笑笑生之外,还不曾见哪位“说书人”观察到。

  “我是不卜他。常言,算的着命,算不着行。想着前日道士们打看(即周钧韬先生所赞‘气宇轩昂’,二十九回所描述‘威仪淳淳,道貌堂堂’的吴神仙

  ——笔者),说我短命哩。怎的哩?说的人,心里影影的。随他,明日街死街埋,路死路埋,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”(四十六回)!

  于牢骚中,不是超越了“影影”的心态,表现出“自我存在”的意识,下定了“随他”的决心,表达出“自我审势”与“自我奋斗”的确信?

  有别《水浒》,既具桀骜不驯性格,又形成玩世不恭人生态度,还表现出我行我素“自我价值”的潘氏金莲,在兰陵笑笑生“贬道”的重彩渲染与衬托之

 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“谢土”丑剧中,有着特殊表演的西门庆。敬神不虔,反而迁根由于他人:“别要嘻嘻的笑,引的我几次忍不住了”;

  钱痰火“口边唾涎、卷进卷出,一个头得上得下,好磕头虫一般。笑得那妇人做了一堆。西门庆那里赶他拜来?……于是他顾不得他,只管乱拜。那些妇人笑

  于此肃穆庄严的神秘场合中,西门庆的头脑中,“妇人”的“笑”与“官哥”的“病”,还有“瓶儿”的“情”,各占多少份量?天地之大,此时此刻,唯

  对神的轻忽,对病儿的轻忽,都表现在“偏沉”于“妇人”们的“笑”声之中,其色也孰甚?其黠也难匹!这,才是《金瓶梅》、兰陵公笔下的天造地设

  (十六世纪中叶中国)的西门大官人的形象!是《水浒》西门庆无力攀比的西门庆新型人!

  综上可见,兰陵先生泼墨于俏潘娘的“贬道”,官西门的“蔑神”,把《金瓶梅》的主要人物的“自我观念”,强化到令各种教门退避三舍、以至无地自容

  只是,他(她)们的“自我意识”更多地从“个人自由”恣行无忌地向“情色”方面聚焦,不然便不是《金瓶梅》的潘金莲与西门庆了。

  作为取材于宗教的《金瓶梅》的某些章节,简直是不惜浓墨与重彩。可是,作者笑笑生却从不相信“虚幻形象”的实在性。

  凡读过这部小说的人,都清楚明白:西门庆巧遇胡僧并得其馈赠,难道真能视之“永作保身方”(四十九回)?倒不如把它看成是“催命符”。

  尤其是,西门庆奄奄一息之际,月娘曾“天井内焚香,对天发愿,许下儿夫好了,要往泰安州顶上,与娘娘进香挂袍三年”(七十九回)。

  西门身亡,月娘果真成行。人们不能不作反思:月娘不是虔诚的佛门信女吗?何以弃佛从道、改换门庭?况且,西门既殁,“愿”不复存。 吴氏月娘竟然登

  倘世情果真是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。不是不报,时候未到”的,则碧霞圣祠中金身娘娘当开恩启慈、消灾祛病,赐大福与是女子;其结局,事与愿违,险

  《金瓶梅》作者的如是构思与行笔,不只深刻地揭露了“宗教把自己的虚构的实体,冒充真实的实体”(苏·奥格里诺维奇《艺术与真实》)的欺骗与虚伪,

  十六世纪中叶中国宗教的“虚幻形象”既空前朦胧,更显其神秘,尤令人觉得不伦不类,这是“三教归一”的必然,也是“三教合流”的结果。

  兰陵笑笑生把他的厌佛、恶道并刺儒的深刻而复杂的情绪,借助“说部”,精思傅会,628138笨笨社区高手解玄机,终于完成了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。

  本文获授权刊发,原文刊于《金瓶梅研究》第三辑,1992,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。转发请注明出处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